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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尴尬及问题性建构

孙士聪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分享思想体系本身鲜明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不将批判性视为理论的基本追求,之后的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立足资本主义社会语境而不同程度地予以形形色色的当代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在中国现代文论历史行程中业已形成弥足珍贵的理论传统,有效履行了文学理论对于文学世界的使命担当。毋庸讳言,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反思,似乎更倾向于将没有理论的文学理论视为稳妥的理论存在方式,而20世纪末期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视角的种种转换,则开启了更为激进的反思性乃至颠覆性的扭转。在现实与理论的双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在诸反思与转换过程中渐趋昏暗不明,诸如过时论、本土无用论、“激进化”等观点先后出现。如何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无疑是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必须直面的课题。
        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首先有必要厘清过时论、本土无用论、“激进化”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过时论认为,随着“历史的终结”,原本有着明确批判指向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早已失去了批判对象而堕入无物之阵,因而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过时论的理论基础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而理论预设则是历史终结论。依学者福山之见,作为西方启蒙运动成果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潜在地预设普遍性的前提,随着这些隐含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对立面,人类愈益接近历史的终点,“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已是毋庸置疑。①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的社会实践,已经“合理”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历史失去前进的动力,资本主义成为社会形态的顶点,历史于是终结。与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逻辑地推演出历史以及文学艺术的终结不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多的是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背景之中,对不同社会文明形态做出的事实性描述与价值性判断。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作为高高矗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诸意识形态走向终结,指向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概莫能外:如果历史已然终结,乌托邦已提前变为现实,文学及其理论批判还有什么能纳入自己的眼帘呢?
       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本土无用论则宣称,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原本明确指向对于资本主义及其文学的批判,其批判性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而完全不适用于本土语境,尤其是不适用于对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批判;与之相关、又略有差异的另一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只是植根于、并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本土语境而言,则从来不是批判性的,而是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源于马克思身处其中的主要文学现实,同时也服从于更为急迫的社会革命实践,所谓突出典型环境中对人物典型的塑造、关注文学作品对异化生活的真实揭示、强调对不平等社会生活的批判,等等,这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个并不准确的思维定势,  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过时论、无用论不同,“激进化”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批判精神并没有过时,但必须在当代语境中予以重新语境化,尤其是要予以“激进化”方能重新激发其活力。对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而言,无论他们是不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都会继续受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激励,为了更新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尤其“使这种批判激进化”,则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如果人们知道使这种马克思的理解适应新的条件……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②这一观点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时代意义,同时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面临新的历史挑战而有待“更新”、有待“激进化”。所谓“激进化”意在对马克思进行解构主义的“彻底改造”:“除了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这也就是说,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它至少是这样。因此这种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解构”,③这里明确道出“激进化”的实质。
       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则是有意无意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推入幽暗之中。过时论面临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博物馆化”的危险,仿佛批判精神已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历史遗存,在当代视野中好似蒙尘的文物龟缩于历史博物馆的角落;厘清与批判“过时论”的理论预设与理论基础自不待言,更值得警惕的是将文论批判精神等具体化为意识形态批判,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同时却遗忘了文学与文论,将文学批评等同于意识形态批判。本土语境无用论则更具迷惑性,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论,而实际上却是在消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创新的基本逻辑,它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狭隘地理解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批判,将文学批判等同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又将当下排除在批判视野之外,仿佛批判只有在面对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时方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而在当下则无任何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这既搁置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又“妖魔化”了批判本身。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激进化”,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被指斥为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在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则被批评为夸大马克思的独创性、固守于马克思的思想范式,这些批评并非毫无道理,“激进化”诚然视继承马克思遗产为一种“使命”,但同时又将其规定为只有通过解构活动方能达到,实质上体现了后马克思思潮的基本逻辑,通过抛弃历史唯物主义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反而在不同程度上阉割了批判精神。
       淡化、遮蔽乃至阉割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倾向,诚然并不局限于以上三种,造成这些倾向的原因也错综复杂。然而,无论是“博物馆化”、“妖魔化”还是“激进化”,在钝化、消磨、乃至遗忘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方面,可谓殊途同归。就本土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批判精神的萎顿与其特殊地位相背离,这诚然与社会现实语境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④但学理性追究还可进一步深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的迷失以及本土文论对现代传统的遗忘等方面。反观本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进程,曾经的“西马非马”之争早已远去,但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反思中却依然可见其幽灵在徘徊,它或者批判当代阐释的非正统性而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神圣化,或者走向相反的另一极端,张扬其阐释性而贬抑其真理性,结果皆困于当代性的迷失之中:前者限于当代性而流于主观主义,后者则拒绝当代性而陷于形而上学。至于百余年本土现代文论有无自己的批判传统,学界尚见仁见智,但植根于现实沃土方显强大生命力已被视为重要经验之一。事实上,姑且不论文学及其理论介入现实在中国古典文论即有其传统所在,即便回首本土现代文论百余年的历程,批判精神也从未彻底消弭过,无论是五四时期批判传统中的糟粕、延安时期批判国统区的黑暗现实,抑或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想主义下的批判锋芒,揭示现实、介入时代、关注人及其精神的存在,一直是本土现代文论弥足珍贵的理论传统,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尤为突出。
       马克思主义文论之当代性迷失、本土现代文论传统之遗忘,与批判精神的萎顿之间当有因果关联,而对文学理论的反思性批判滑向忽视理论的另一极端。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社会政治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现实扭转,或可视为上述倾向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反对文学理论的抽象化、乃至“反对理论”,并非滥觞于今日,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桑塔格就提出“反对阐释”的口号,⑤其后对文学理论“理论化”的批判不绝于耳,本土学界最近十余年也进行了深刻反思。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内的本土文学理论是否已经在“理论化”道路上病入膏肓,尚属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从文学理论普遍主义的诊断,到理论生产地方化的药方,各种思考的真理性自不待言,但其中割裂文学理论而将文学对立于理论,也不应被视而不见。文学与理论对立论难免遭遇70多年前韦勒克“视角主义”的揶揄,⑥本土学界对此亦有同感;⑦但若由反对理论进而反对理论的批判精神,则无疑又等而下之:抛弃理论的文学理论多半遗忘了自身的反思性,缺失反思性的文学理论难免无法将现实对象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说尤其如此。与理论背景聚焦于文论自身的逻辑不同,现实背景则无法逾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到马克思学研究、从列宁主义到列宁学的扭转,这正是时移世易的学术症候,更遑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批判精神的转换了。以国际政治与社会情势而做颠覆性的认知,无疑立足于将对象简单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根基。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突出的精神品格,批判既是理论的、也是社会的。马克思的理论就其价值和本质而言是“批判的”,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⑧马克思断言,理论不是“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⑨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存的一切”,既包括了物质现实,也包括了意识形态。批判意味着在错误的现实中正确地揭示现存的一切的物质基础,表面看来这或将理论局限于哲学领域,而实际恰是回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理论批判与社会批判并不是割裂的,拨开意识形态的幻觉就会发现,哲学理论的唯心主义与现实的资产阶级原本二位一体,哲学批判即社会批判,文论同样如此。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始终指向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现实,而人及其存在则是这一指向的核心和归宿。如果说文学理论如今面临由媒介而来的文学现实的挑战,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论面临同样甚至更严峻的挑战,上述关于批判精神的诸认识误区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对批判之当代性认识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之前的康德批判哲学以及马克思之后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思考可兹启示。
       批判之于康德哲学,不仅在于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厘清有效性边界,更在于通过感性审美实践而赋予道德实践的自由以现实性,感性自然与超感性自由的统一通过审美实践而达成,但自由的感性实现并非仅仅局限对形而上学的拯救,而是对人的存在及其自由窘境的现实思考,因而也具有了浓重的社会批判意味,貌似形而上的哲学玄思中蕴含着审美及其理论对现实的人的关切与思考。在马克思之后,霍克海默在批判传统理论的同时高举批判理论的大旗。依霍克海默之见,传统理论在方法论上凭依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经验主义归纳法与逻辑演绎法,在逻辑上从某种理论预设出发推演自己的普遍有效性,结果,“具体的客观事实的起源、思想藉以把握事实的概念体系的实际运用以及概念体系在实践中的作用”,被视为身外之物,而知识被直接等同于对象,特定科学直接等同于事物和人的本质存在,最终成为新的神话。⑩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认为事实乃至知识只能在现实社会过程中来理解,以对既定现实的质疑、批判为前提,因而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以社会本身为其对象”的实践活动。(11)在批判理论的视野中,任何所谓“纯事实”、“纯科学”、“自然法则”、“终极真理”都不能不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被具体时空中人类的认识水平、生产活动实践及其方式所中介。质言之,批判意味着对由传统理论所规导的普遍“逻辑必然性”的去蔽、质疑、反思,但去蔽、质疑、反思本身并非目的,而毋宁是希望藉此解决批判理论与社会必然性的紧张,最终通达霍克海默所描画的以理性为原则、以人为目的的未来社会。
       毋庸讳言,原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不是对文学及其理论系统化、专业化的研究,其中最具批判精神的部分也只是聚焦于现实主义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而较少涉及其他,马克思之后诸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则相对更青睐于现代主义文学(卢卡奇算得上为数不多的例外)。诚如有学者指出,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处身其中的基本现实,而且完全契合他们的社会批判思想,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文论于今看来是否依然“见解独到”,而在于他们何以以及如何关注现实主义文学。(12)换言之,现实主义文学何以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问题,亦即问题的生产方式,这或可用阿尔都塞的“问题式”来概括,(13)意指“理论形态的特殊统一性以及这种特殊差异性的位置”。(14)问题本身不是超时空、无时空地存在着,特定问题在特定语境中之作为问题而被提出,并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问题之被提问的当代性。立足于改变现实而非阐释现实、从反抗既定剥削压迫现实而至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主义文学中张扬文学的政治经济批判的大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构成了批判思想传统的当代形式与当代起点。
       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局限于资本主义批判,难免堕入前文所谓本土无用论乃至过时论的泥淖,而“激进化”所谓激活批判精神同样没有跃出当代资本主义视界,三者在当代性遗忘上可谓殊途同归。当代性并非时间性范畴,也绝非系于当代哲学所批判的线性时间观之中;(15)当代植根于历史,但当代视野中的历史又不是与当下相割裂的历史;当代关注当下,但又绝非倒退着走向未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张扬批判性,无疑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根植于异化现实的非人性,不仅是人的异化,而且是文学艺术生产的异化;另一方面,这一现实之所以被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所指认,也绝非仅仅因为某种先在的资本主义剥削本性使然,而更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性的反思视界所决定,归根结底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决定;反过来,这一视界本身也非主观任意的书斋里的建构,而是根植于彼时资本主义的现实土壤之中。批判精神的当代性,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无产阶级乃至人的生存的深切思考,在霍克海默那里则是对福特主义语境“整体即虚假”的时代认知、对全面异化的人的生存现实的理论救赎,在鲍德里亚那里将批判的锋芒从政治经济学扭转至符号经济学,而在詹姆逊那里则是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到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于今而言,批判精神之凸显为问题,可约略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某种症候,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重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是否意味着重新续接理论与实践的关联?
       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能流于没有文学的理论抽象,要求它在延展的文学实践中重新激活批判的锋芒,自是准确的事实性诊断,但若因此而简单呼吁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直面文学实践、并将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简单结合起来,则很难说是对症良方。所谓面向、结合云云,已然预设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某种先在对立关系,仿佛理论是内在性的、批判是超越性的,内在性与超越性被设置为绝对的对立,有待某种结合来实现统一。这实际上既曲解了实践,也曲解了理论:就实践而言,它内在地包含着对理论的需要;就理论而言,批判性、反思性是其现代性的基本规定之一。现代理论的要义之一就在对自身前提的自省与厘清,康德的批判哲学自不待言,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对“纯事实”的质疑亦是,马克思则将人的活动视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为有意识的存在物,“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6)文论并非外在于文学实践,因而也将无法通过重续与文学实践的联系而激活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当代反思或许有必要从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切入,重思理论对于现实的去蔽以及对于人的关注。
       举例而言,当下关于微时代文学艺术的研究,如若满足于单纯的感性经验描述,难免遗忘了学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满足于知其然,而过于急躁地为延展着的微文学艺术绎某种本质知识以指认其光明未来,又或其他种种盖棺论定,陷于方法论的普遍主义却造成对于文学艺术现实的强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将高度警惕微文学艺术研究流于被知识普遍主义野心所奴役的危险,充分尊重微文化艺术的具体性、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当下性。从研究主体来说,要厘清主体合法性界限,警惕主体的放纵对研究客体的遮蔽,使客体沦为主体性的自我确证;从研究客体角度则强调客体的优先性地位,努力保持理性的批判与切身的经验之间的张力,实现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话与交融;事实性去蔽客观地剥开意识形态的外衣,而价值性评判则客观地剖析其哲学基础。坚守理论自身的反思性、去蔽性、开放性,聚焦于人的生存现实,理论研究的有效性才有可能,理论的批判性才得以激活,就此而言,当代微文学艺术研究真正见证了学术研究对于文化现实的使命担当与理性面对。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并非过时或不适合本土语境,也不能在解构主义“激进化”中得以激活,而是在本土百年现代文论中有其传统。随着文学世界的迅速扩张、文学实践的日益复杂与丰富,渐显暗淡的批判精神成为当代性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乃至解决也无法绕开关于当代性的理解。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当代反思内在于理论的反思性、去蔽性、开放性以及对于人的生存现实的关注之中,而批判锋芒的现实重现有赖于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
 
①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②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③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129页。
④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当代困境与理论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
⑤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9页。
⑥Perspectivism又译为“透视主义”,参见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页。
⑦周宪:《关于解释和过度解释》,《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⑧《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0)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11)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第182页。
(12)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当代困境与理论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
    (13)围绕problématique中译问题,学界多有异议,本文从“问题式”,参见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3—31页;陈越:《〈哲学与政治〉编译后记》,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下),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9页。
(14)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页。
(15)汪民安:《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另参见汪民安:《什么是当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106-12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