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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彩通用大底,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历程

张炯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有许多论述,并非偶然。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对文艺都相当爱好和熟悉。马克思早年还写过诗歌,读过许多文学作品。他评论过法国作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德国作家斐迪南·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恩格斯除评论拉萨尔的剧本,还评论过敏娜·考茨基和玛·哈克纳斯的小说以及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诗歌。分分彩通用大底他在给致敏娜·考茨基的信中曾说:“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见,他对于欧洲的文学名家的作品多么熟悉!列宁对文学艺术也不外行。他对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系列评论已经成为俄罗斯的经典文学评论。他还评论过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和俄国作家高尔基等的作品,并写有《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样的专论。毛泽东自己就是伟大的诗人,他对我国古典诗词、对《金瓶梅》《红楼梦》等长篇小说名著、对鲁迅的创作都有精细的阅读和评论,发表过许多精到的意见。分分彩通用大底上述经典作家皆深谙文学艺术,在著作中提出大量有关文艺理论的见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成还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

分分彩通用大底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直接继承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而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我们则应看到马恩既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康德、黑格尔、莱辛和歌德的美学思想,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人的美学思想亦是如此。要而论之,他们本人都爱好文学,博览众多作家作品,深谙文艺实践。分分彩通用大底马克思、恩格斯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吸收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建构了辩证唯物论,阐明意识反映存在,并反作用于存在,事物总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体现着矛盾对立和统一、量变导致质变、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他们还在深刻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上阐明了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经济利益冲突如何构成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人类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又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指出经济基础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正是上述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着他们观察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而形成他们的文艺理论观点。

   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兴起了人文主义思潮。它鼓吹以人性的解放对抗中世纪教会统治时代的神性统治。到了启蒙运动风起云涌,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更先后风靡全球。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现的就是当年伏尔泰、卢梭等倡导的人道主义。但是,谁都想自由,可是你得首先解决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你才会有自由。分分彩通用大底但为此你就得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你或自己拥有土地与财富,或受雇于地主和资本家,那样你才能得到生存的资料。这样,自由也就难以兼得了。因为你就会被束缚于管理自身的财富或为了温饱而忍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与奴役。分分彩通用大底平等在阶级社会里也难以做到。分分彩通用大底在贫富悬殊的状态下,地主与农奴、资本家与工人、富人与穷光蛋哪有什么平等可言呢?博爱,爱一切人,这当然是很崇高的思想,它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基督教教义。我国儒家也早有这样的思想。孔子主张仁爱,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说的也是很崇高的博爱思想。但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当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时,资产阶级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1],而且当你是穷光蛋时,自己还饥寒交迫,你拿什么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博爱不也是一句空话吗?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复论证自由、平等、博爱的实现是有历史条件、有经济基础作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否定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进步性和崇高性,他们继承了人道主义的合理性,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加以阐发,指出只有不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高度涌流,在工农、城乡、脑体劳动的差别消除,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劳动者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他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因而其出发点就是为了人,为了广大的人民大众。

   唯有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辩证唯物史观,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观点。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和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体系。照我的理解,我曾试图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做如下简明的概括和介绍:

   (一)文艺本质论

   文艺的本质问题是文艺的本体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是审美的创造,是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主张在这一方面至关重要。大家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曾提到:“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毛泽东也认为,现实生活与文学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2]884-887。他主张优秀的文艺作品应是“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认同文艺的美的特质,提出人能够遵循美的规律来创造事物,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文艺作品所表现和创造出的艺术美更具典型性和理想性,证明了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因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注重文艺的美的特质,只强调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的这一论断,是有违事实的。然而,他们也明确肯定了文艺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可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一段话得到证实。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正由于文艺依托想象和幻想来呈现思想和情感,故而,质疑马克思并未把文艺列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文艺创作论

   文艺创作论阐明文艺创作活动的基本原理及规律,包括文艺创作中的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艺术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等。

   从人的意识与存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来看,现实的社会生活理应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正如毛泽东所言:“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社会生活则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2]88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创作主体对创作过程的影响。例如,马克思论述过想象与幻想的重要性,恩格斯强调过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其自身世界观存在矛盾,列宁在肯定列夫·托尔斯泰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同时,也看到创作主体及其思想对作品内容的作用。这都说明作家在创作中展现出的思想政治倾向性。由此,毛泽东才指出作家应当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深入社会与生活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看法。从反映论的角度看,创作主体离不开创作客体,作家的创造性活动十分必要。创作过程中感性固然重要,没有理性的参与,恐怕是很难的。特别是文学创作这门语言的艺术,对生活理性的认识和分析是不可或缺的。

   (三)文艺功能论

   文艺功能论也即文艺价值论。它要解决的是文艺何为的问题,即文艺对人有什么用,以及为什么人所用。

   与唯美主义为文艺而文艺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否定文艺的审美价值。他们都充分肯定了文艺真善美的价值与功用。在论及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马恩不仅谈到历史的真实性和创作的审美性,还涉及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恩格斯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他说:“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么,情节的巧妙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他还说:“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所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3]作品的认识功用与价值谓为真;作品在思想道德方面的教化功能称为善;作品因内容与形式完美融合所形成的审美魅力称作美。真善是美的前提,离开它们就只有形式美的意义。毛主席指出具有艺术美的作品“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2]884邓小平也说,文艺作品“只要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4]181-185可见,他们都认识到文艺兼有真善美等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指出了文艺为何人的问题。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提出文艺应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5]他还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文学应“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题,更是关于文艺为何人和怎样为的问题。

   (四)文艺生态论

   所谓文艺生态论,是指文艺内部与外部的生态关系。它既有文艺与道德、法律、政治、宗教等的关系,也有文艺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文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文艺的外部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列宁把政治视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并高度赞扬鲍狄埃的《国际歌》等对革命的鼓舞作用。普列汉诺夫认为,政治直接反映经济的利益要求,并将其传达至上层建筑的其他意识形态中。马恩盛赞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诗歌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诗人,希望作家能够描写“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6]。毛泽东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更是为大家所熟识的。可是,并非所有文艺作品都可以服务于政治,并包含有政治内容或政治倾向。故而,邓小平放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同时又指出“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7]。这一表述更合乎文艺的整体情况。文艺与政治虽联系密切,却又相对独立,文艺需要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文艺的内部关系中也很重要。内容决定形式,并受制于形式。二者虽隶属不同的范畴,实质上却是统一的。在延安,毛主席曾高度赞扬新内容的传统秧歌,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瞿秋白、鲁迅也都说过,旧形式可以展现新内容。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看到文艺作品中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联系,又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对它们关系的理解也是辨证的。于是,他们提出文艺的内容与形式要呈现出多样化的生态,为文艺的繁荣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生产培养消费,消费又会促进生产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文艺产品及其消费的关系。众所周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四个环节。在资本主义社会,文艺生产是商品的生产,是为消费而生产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作家,既是生产劳动者,又是非生产劳动者,唯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消除这种身份的二重性。因而,在我国现有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下,作家、文艺家这种身份的二重性仍然存在。然而,优秀的文艺作品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更应培养消费、引导消费。优秀的文艺家也不断要以自己的高质量的、甚至带有先锋性的作品去培养和引导消费。

   (五)文艺发展论

   文艺发展论是指文艺的起源,文艺发展的种种形态和规律。文艺起源于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普遍共识。劳动一方面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也发展了人的各种器官,增进了彼此间的交往,从而在劳动中诞生了岩画、歌谣、舞蹈、神话等最初的艺术形式。

   在文艺的发展进程中,内容与形式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不同形态,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马克思指出文艺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8]例如,建安文学的繁荣见于世积乱离的年代,“五四”新文学突起于军阀混战、南北未能统一之时。

   此外,在批判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文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是文艺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普列汉诺夫认为,在文学方面,后进国家往往学习先进国家,反之则不然。例如,非洲文学常常学习欧洲文学,而欧洲文学则不会借鉴非洲文学。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试图在空地上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观点,因对传统的全面否定,曾遭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列宁再三强调,唯有基于批判继承人类全部文化,才可能建设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对这一规律都做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

   (六)文艺批评论

   文艺批评论涉及文艺接受过程的鉴赏、解读和评论。对文艺评论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点。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曾读过的大量文艺作品并撰写过评论。如马恩对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对歌德、席勒的评论,对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的评论等。列宁也有对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的评论。毛泽东对唐诗宋词、对《水浒传》和《红楼梦》、对鲁迅作品都有十分透彻的论述。这些评论既是他们自身对作品的艺术鉴赏,也是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深刻分析。恩格斯所提出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胡乔木所提出的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事实上都蕴含了真善美的因素。思想与政治标准有时代与阶级的差别,这一点很好理解,那么审美标准呢?在《生活与美学》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俄罗斯贵族以女性的苍白纤弱为美,而乡下的农民则以女性的红润健壮为美,这说明不同阶级的审美标准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别,但这是否符合规律,仍需探讨。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世界地位及其传播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自身鲜明的超越性的特点。我国或西方从古至今都曾经产生过许多文艺理论著作,如我国古代的《诗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众多词话、诗话等。西方也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布瓦洛的《诗艺》等。它们大多都就文艺论文艺,探讨的多是文艺的美学特点、文艺的结构、体裁、内容与形式以及创作过程等属于文艺本身的内部规律。现代西方文论中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理论亦如此。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视野,把文艺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的关系,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也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广泛地探讨了文艺的外部规律,建立了文艺理论的更完整的体系。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统一而严整的科学的哲学基础,即现代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为文艺理论提供了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价值便超越了文艺理论本身,而具有文化学、社会学的意义。再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与文艺实践密切结合的理论,它源于文艺实践,包括文艺的创作实践、生产与传播实践、接受与批评实践,并因不断总结新的实践而获得丰富和发展。

   正因此,诞生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在全球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同时也是广大劳动人民改造世界也改造自身、推进文艺发展的科学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是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新文艺的指针。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同程度地为它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德国的梅林、法国的拉法格等。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国的詹姆斯、英国的伊格尔顿等也做出自己的不同贡献。

   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在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和文艺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和丰富。它在中国的传播,无论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制订,还是对文艺家的艺术实践,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例如,毛主席发表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讲话》,他们二人的这些经典文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两大里程碑。

 

   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在西方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我国之前,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占有统治性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何正确对待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所应面对的问题。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并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有益成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必然。

   文学理论在中国有着古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籍《尚书》中的片段和孔夫子的一些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走向文学自觉的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属于那个时期的文论名作。特别是《文心雕龙》以它的系统性遍论古代中国各种文体的特点和文学创作思维、文学的艺术表现的各种规律,后来论者认为其成就足以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虽然所论对象不尽相同。唐宋以来,出现了许多诗话、词话,不乏精到之见,但感悟居多,成体系的理论追求不足。明末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在论述戏剧理论方面则颇成体系。清末民初之时,梁启超、王国维的文论已见新意,他们已初步吸收西方文论的某些优长,但单篇论作居多,如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论述元曲和《红楼梦》的论文和《人间词话》,而成体系的专著仍付阙如。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以新的气势进入中国。“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因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中国。上述思潮便构成中国新文艺理论诞生和发展的大的思想理论背景。当时,译著较多,论介之作较多,成体系的专著仍属罕见。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9]据考证,早在1900年就有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文章。《新青年》初期的文章,基本还停留在宣传民主主义的思想上,后来才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8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文章则见于1920年以后。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20-1949年。这时期的特点是从介绍部分的观点到走向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并逐步与中国文艺实践的经验相结合,高峰是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1920年代初,邓中夏、恽代英、李大钊、沈泽民、萧楚女等共产党人都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来阐述文艺问题。此外,由茅盾编译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在界定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基础上,对欧洲文学史进行了阶级论的分析,还论述了文艺创作的过程和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理论主张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由茅盾译自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改写而成,过去未给予足够重视,实际上至关重要。它十分重视文艺的美的特质,重视世界观在主体创作过程中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贡献较大的当属瞿秋白。他区别于后来的左翼文学家的是,他既有对苏维埃俄罗斯进行过长达四年的考察,还聆听过列宁、托洛斯基的讲演。他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凭借首次对巴尔扎克创作的分析,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典型的理论。他的多篇论文更是相当精辟地阐明了大众文艺问题,并号召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立对大众文艺领导权的方法。对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内容与形式、语言等方面的问题,他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左翼文学家中,鲁迅经历了瞿秋白所说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10]的心路历程。他通过太阳社和创造社对他的围攻,阅读并学习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这为他后来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文艺论》,以纠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先前的无用之用论,发展到社会功利论、阶级功利论,文艺的人民大众属性的观念贯穿其文艺观;他对文学的劳动起源论,对文艺的人民性特征,对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对文艺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对文艺的批评和鉴赏等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在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胡风、张闻天(洛甫)和周扬等人都写过不少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文章。

   毛主席写于1939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划时代的经典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坚实指南。它们同毛主席在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方针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整体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的1944年,周扬曾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它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著作,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该书共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与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与文艺;(五)作家与批评家。这在当时对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第二个时期是1949-1978年。这一时期,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献进行了全面介绍,加强了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传播和推广,并着手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高等学校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选集和全集陆续问世。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毛泽东论文艺》等。1958年,在河北省文艺理论座谈会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呼吁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山东大学还编写了基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学新论》。国内许多学者也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来讲授文艺学,许多文艺学方面的高校教科书也相继出版。如1961年,由周扬主持,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配合下,汇集全国大批专家编写了一百多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学文科教材,其中就包括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叶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实践不断深入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庸俗社会学和“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如创造社和太阳社在20年代末对鲁迅的围攻,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对第三种人苏汶等的批判,以及建国前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种干扰在“文化大革命”发挥到了极致。林彪委派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彻底否定了这一时期的革命文艺的成绩,可以说是这种极致的标本。

   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至今。这时期的特点是邓小平等新的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既反“左”,也反右。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做了更深入、更全面的工作,为建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新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在改革开放时期步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等重要讲话,既全面准确地继承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还纠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的弊端。他指出文艺应“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强调党应加强对文艺的领导,为理论的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号召文艺理论工作者应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他还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4]181-185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在总结我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为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这一时期的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在试图诠释、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编辑、出版论著和辞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李准、丁振海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陆梅林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吕德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王善忠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等,都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此外,国内学者如童庆炳、陆贵山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较为充分地借鉴、吸收和参照了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新的文学理论成就,写出许多有所创新和超越的文艺学专著。如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王向峰主编的《文艺学新编》和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等。

   新世纪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集中了一批从事文学理论的专家和学者,以童庆炳为首席专家,经过数年努力,集体编写了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教材,体现了中国学者这方面的新成果。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面临市场经济体制下文艺实践出现的新情况的挑战,还面临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各种新的文艺理论的挑战。正是针对新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了《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全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重要讲话》,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的经验和问题,为我国文化和文艺的发展指明了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向和攀登高峰、精益求精的繁荣创作的道路。从而继毛泽东之后,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树立了又一座里程碑。

 

   五、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和发展过程,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多次危机。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巴黎公社失败后,俄国十月革命却激起欧亚多国的革命浪潮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次大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阵营的长期对立,使世界陷入冷战。而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世界又迎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给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极大的鼓舞。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面临种种新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市场导向与政治导向争夺文艺领导权的挑战;二是全球化条件下文艺实践的多样化,尤其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艺实践及其理论的挑战;三是文艺进入电脑写作和数码传播时代的挑战。

   大家知道,《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百多年的世界历史进程实际上已逐渐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全球化的预言。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艺的交流与对话也充分说明,文艺理论要有全球视野,才有可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也才能用以说明世界性的文艺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时代,针对的主要是西欧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毛泽东面对的时代则还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国的新文艺,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艺受到了各大洲文艺的显著影响,例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艺。而伴随着高科技时代电子传媒的发展,文艺生产和传播速度空前加快,文学艺术从手写和排版印刷时代迅速步入电脑和数码传播时代。电子网络传播,电影电视等图像、音响艺术因与文艺的结合而空前广泛。市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有高雅的需求,也有低俗的需求,而且低俗需求在一定时间往往更为宽泛。如果文艺的创作和出版、传播都向钱看,把经济收益摆在第一位,就会产生与政治要求相偏离的现象。因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需要对这些新的文艺现象进行研究,并从理论上做出正确的回答。

   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面对的正是上述新的历史状况和文艺实践的新问题。如他所说:“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根据那时我国革命文艺的实际,突出地论述了文艺应当为人民和如何为人民的问题。它以此为中心,阐明文艺的审美特点、文艺与现实生活、文艺与历史传统、文艺的创作与批评、文艺的提高与普及、文艺创作中的人性与阶级性、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系列的辩证关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揭示文艺的本质规律,包括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做出新的贡献。《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说对“五四”新文艺以来我国文坛曾经存在的脱离政治的“为艺术而艺术”和“抽象人性论”的思潮,以及国统区和延安人民抗日根据地文艺实践中出现的大众化、民族化,歌颂与暴露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理论的总结。习近平则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着眼,高瞻远瞩地论述了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文艺与传统的关系,提出新时代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任务和方向,高度重视文艺的真善美的真谛,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高度重视表现时代精神、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重视以理想光照现实、透视现实,以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去分析和认知现实,以崇高的精神去塑造民族的灵魂,去影响读者和观众的精神世界,以精益求精的努力创造艺术精品,攀登文艺高峰!它以中外文艺史为根据的深刻的理论阐述,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这一时期文艺实践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回答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关消解文艺思想性的理论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文艺家一心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忽视艺术上精益求精、创作浮躁等现象。从而既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又在与我国文艺实践密切结合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又一座里程碑。

   人类的认识永无止境。随着人类实践的历史进展,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会越来越广阔,也越来越深刻。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发展同样不会停滞。中国共产党人自“五四”新文艺运动以来,不仅积极领导中国现代文艺的历史方向,开创了我国进入人民文艺的新时代,使中国新文艺,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获得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在传播和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回顾和学习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贡献,自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真理性及其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深刻历史必然性与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从而以史为鉴,以真理为指针,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文艺工作,使之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